出自：《宇宙秘密：阿西莫夫谈科学》
转自：http://liwei1.blshe.com/post/2185/694948
我读过阿西莫夫的非科幻文章很少，这篇是我认为其中最好的一篇，所以转载过来，强烈推荐大家认真读完。另，阿西莫夫曾担任门萨国际副会长，认为这篇文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可以直接跳过去读“后记”。
我刚刚从对英伦的出访中归来。鉴于对旅行的反感（这一点从未改变过），我从来都没想到过我能有幸漫步在伦敦街区，有幸站在史前巨石阵的巨石下。但是，这些都实现了。当然，我来回双程都是坐船越洋，因为我不坐飞机。
这是一次完全成功的旅行。穿越大洋时风平浪静，船上为我准备的食品应有尽有。英国人的友善也无可挑剔，虽然他们会对我五颜六色的衣服多瞟上几眼，还常常打听我的刀状领带是什么东西。特别令我感到愉快的是门撒（Mensa）国际的宣传主管史蒂夫•奥戴尔（Steve Odell）。门撒国际是一个由高智商的人组成的组织，它或多或少地赞助了我的这次访问。史蒂夫陪我四处游览，给我指点各处景观，使我免于坠人沟内或倒在车下。他还时刻保持着他所谓的“英国传统的端庄举止”。
他们所讲的话，绝大部分我都能领会，尽管英国人的谈话方式很有趣。但偶尔一次，有个女孩的话让我难以理解，我不得不请她说慢点儿。她对于我不能理解她的话，似乎觉得很好玩，虽然我理所当然地把这归因于她对语言掌握得不够完善。我对她说：“你，能懂我的意思。”
“我当然懂，”她说，“你讲得很慢，带着美国佬的滑稽（drool）。”
我先偷偷地抹了一把下巴，这才意识到这个可怜的人想说的词是“漫吞吞地说”（drawl）。
不过，我认为这次行程（其中包括3次讲演、3次招待会、无数次各种媒体的采访、在伦敦和伯明翰5个书店的5小时签名售书）中最不寻常的事，是我被任命为门撒国际的副主席。
受此殊荣，我认为自己当之无愧，因为我的智力众所周知。但在乘坐“伊丽沙白二世”号返航的5天里，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智力其实知之甚少。我料想我很聪明，但怎样才能知道我聪明呢？
所以，我觉得最好认真思考一下—但哪儿还有比这里、比在各位朋友和读者中间更好的地方呢？
按一般的观念，聪明是与下列情况联系在一起的：第一，善于积累知识性的东西;第二，记住这些东西;第三，一经需要，迅速想起这些东西。
面对像我（举个例子）这样一个具备上述全部特征的人，一个普通人会不假思索地把“聪明”的标签贴在他身上，而且特征表现得越显著，越容易使人这样做。
但这肯定不对。一个人可能拥有上述全部3个特征，却仍会有迹象表明他很愚蠢;另一方面，一个人可能在这些方面表现平平，却会有明白无误的迹象，表明他肯定拥有聪明的因素。
20世纪50年代，有类电视节目在全国泛滥成灾。节目中，一个能够按照要求、对模糊不清的问题给出正确解答（在有压力的情况下）的人，会得到一大笔钱。结果，有些节目并不完全诚实，不过这与本题无关。
千百万观众都以为，脑力的发达象征着聪明。最令人叫绝的参赛者是个来自圣路易斯的邮局员工。他不像别人那样把自己的专长集中在某一类问题上，而是把所有领域的事实都作为自己的知识范围。他充分显示了他的卓越才能，使全国为之敬畏。更有甚者，就在智力竞赛节目的风气突然平息下来之前，曾经出台过一些计划，打算让他在一个定名为“打败天才”的节目中，与所有有望成功的人对垒。
天才？可怜的人！他的能力勉勉强强才够维持一种贫困的生活，对他来说，准确记住一切细枝末节的技巧甚至还没有走钢丝的本事更有用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这种对人名、时间、事件的积累和快速回忆与聪明划等号。实际上，通常所缺乏的一种特性，恰恰与聪明有联系。难道你从来就没听说过心不在焉的教授吗？
按照一种很普遍的模式，所有的教授，所有聪明的人，一般都心不在焉。除非付出极大的努力，他们甚至记不住自己的名字。但这样一来，他们的聪明体现在哪儿呢？我想，其中的解释可能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把智力过多地投到了自己的学科，以至于儿乎分不出脑力给其他事情。由于心不在焉的教授在他所选择的领域成就卓著，因此人们就宽恕了他的一切弱点。
但这并非事情的全部，因为我们把知识门类划分了等级，而且把我们的敬佩只保留给了其中的某些门类。只有在那些门类（而且只有那些门类）中的成功戏法，我们才会称之为“聪明”。
例如，设想有个年轻人，他对棒球的竞赛规则、程序、纪录、球员和当前的比赛，有着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他可能全神贯注于这类事情，以至于在数学、英语语法、地理、历史等方面非常心不在焉。然而，他却不能由于在这方面的成功而让人们宽恕他在某些方面的弱点。他是个笨蛋！另一方面，一个数学奇才，即使在别人给他解释后还搞不清棒球队球童和本垒打的区别，却仍然是聪明的。
在我们的判断中，不知何故，数学与聪明有联系，而棒球却没有。即使在数学的掌握上取得有限的成功，也足以赢得聪明的称号;而棒球知识的最高境界，在这方面却不会给你带来什么（虽然在其他方面，它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
所以，一个心不在焉的教授，只要他记不住的不过是自己的名字，或今天是星期几，或是否吃过午饭，或是否有约要赴仁你应该听说过维纳（Norbert Wiener的故事），只要他学习、记住并想起的大量知识属于与聪明有关的门类，那么，他还是聪明的。
这些知识门类都是什么呢？
所有那些只靠肌肉运动或大脑协调功能就能使人出类拔萃的门类，我们都要予以排除。不管一个伟大的棒球手或游泳选手、画家、雕刻家、笛子演奏家、大提琴演奏家在这些领域里多么令人钦佩，多么功成名就，多么受人爱戴，其本身并不象征着聪明。
相反，我们发现，与聪明有联系的是理论。研究木工技术，写一本关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木工时尚的书，是体现你聪明的万无一失的方法，即使你每次把钉子钉人木头时都要弄破手指。
即使单单在思想领域，显然我们也更情愿把聪明与某些领域而非其他领域相联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历史学家表现出的尊敬要比对体育专栏作家多，对哲学家比对漫画家多，等等。
依我看，我们关于聪明的概念，是从古希腊时代直接继承下来的遗产，这一结论似乎是必然的。那时候，技术学科受到轻视，它们只适合工匠和奴隶去做。只有“人文”（源自拉丁文“自由人”）学科才是可敬的，因为它们没有实际用处，这才适合自由人去做。
我们对聪明的判断如此不客观，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判断标准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改变。就在不久前，年轻绅士的正规教育还主要包括粗暴地灌输（如有必要，还要用体罚）伟大的拉丁语作品。任何不懂拉丁文的人，都被严肃地取消进人聪明排行榜的资格。
当然，我们可以指出，“受过教育”和“聪明”之间是有区别的。装腔作势、可笑地讲拉丁文，最终只能说明他是个傻瓜。但是，那只是在理论上讲的。实际情况是，未受过教育的明人总是被贬低或低估，最好的情况也不过称赞他有“朴素的智慧”或“精明的常识”。没受过教育的妇女不懂拉丁文，这说明她们不聪明，进而这又成为不让她们受教育的借口。（当然，这是循环推理，但循环推理一直都被用来支持历史上所有的特大不公。）
我们来看看事情是如何变迁的。聪明的标志，在过去是拉丁文，如今却是科学了。我是这个变化的受益者。除去我那粘蝇纸般的心无意记住的那一点儿拉丁文之外，可以说我根本就不懂拉丁文，但我拥有广博的科学知识。所以，在没有改变一个脑细胞的情况下，在1775年是个笨蛋的我，到了1975年却变成了聪明绝顶。
你可能说，重要的不是知识本身，更不是特别时髦的知识门类，而是对知识的运用。你可以争论说，是知识的表现方式及处理方式，还有智慧、创意、创造力，这些投到实际应用的东西，才是重要的。毫无疑问，必然有聪明的衡量标准。
诚然，教学、写作、科研经常被当作与聪明相关的职业，但我们都知道，也会有特别愚蠢的教师、作家和研究人员。在他们身上，创造力或者说聪明（假如你喜欢用这个词）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种机械的本能。
但是，即使创造力重要，它也只在人们认可的、时髦的领域中才重要。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没有什么学问、不识谱的音乐家，也许能够把音符和节拍组织起来，才华横溢地开创一个全新的音乐流派。然而，这件事本身却不会给他赢得“聪明”的赞誉。他只不过是那些无法解释的、怀有“上帝的馈赠”的“造物奇迹”之一。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做的，做完之后也不能进行解释。攀所以，怎么能够认为他聪明呢？
评论家事后对他的音乐进行研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得出了结论：在老规则下，它只是令人不快的噪音;但在某些新规则下，它却成了伟大的成就-一有什么理由说他聪明呢？（可你会用多少评论家去换一个阿姆斯特朗呢？）
但在同等条件下，为什么人们却认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天才聪明呢？难道你以为他知道自己的理论是如何得来的，或者，他能够完完整整地给你解释事情的原委？难道一个大作家能解释他如何进行创作，你就可以做到他所能做的吗？
根据我所看重的任何标准，我自己都不是个伟大的作家，但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而且我本人对解释这种情况有些价位—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我聪明，我可以从自身来观察这个问题。
人们之所以称我聪明，其最明确、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我作品的实质，即这样的事实;我以复杂且清晰的文笔，写下了涵盖很多领域的很多本书，这表明了我极好地掌握了大量的知识。
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写作。我在11岁时，就已成功地领悟了写作的基本技巧。当然，我从来解释不了，对其他人来说，那种基本技巧会是什么。
我敢说，某个文学理论素养远胜于我的评论家，如果他愿意对我的作品进行分析，对我的写作方法及其原因进行解释，那么，他得到的结果可能会远胜于我自己能够得到的结果。这难道就说明他比我聪明吗？我猜，很多人可能会认同这一点。
总之，我所知道的定义聪明的方法，全都是建立在主观和时尚的基础之上的。
现在，我们讨论一下智力测验间题，即“智商”或IQ的测定。
如果按我坚决主张与坚定信奉的观点，即世上不存在智力的客观定义，所谓的聪明只不过是文化时尚和主观偏见的产物，那么，在做智力测验时，我们所测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不愿抨击智力测验，因为我是它的受益者。在做智力测验时，我总是常规性地达到160那一侧的远端。即便如此，我也肯定被低估了，因为我完成一个测验所用的时间几乎总是短于规定的时间。
实际上，我出于好奇搞到了一本简装书，内含大量不同类型的测验题，用以测定一个人的智商。每个测验的时限是半小时，我尽可能诚实地完成每个测验，有些问题能马上答出来，有些需要做些思考，有些需要猜测，有些什么都不需要。当然，我也会答错某些问题。
答完题目后，我就按照说明算出得分。结果，我的智商是135。但先别忙！我没有用完给我的半小时时限，而是在15分钟内就完成每个测验，接着做下一个。所以，我把分数加倍，认定自己有270的智商。（我确信，把分数加倍没什么道理，但270这一数字，让我乐观的自我欣赏之心得到满足，所以我打算继续使用这个数字。）
然而，不管这一切多么抚慰我的虚荣心，也不管我对能够担任门撒国际（一个凭智商才能被接纳为会员的组织）的副主席是多么感激，凭良心说，我必须承认它没有任何意义。
除去那些与测验设计者的智力有关的技巧之外，这种智力测验究竟测的是什么呢？由于那些设计者受制于文化上的压力与偏见，他们被迫得出的智力定义是带有主观性的。
例如，在任何智力测验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测试一个人词汇量的大小。但那些要求你进行解释的词，恰恰就是你在阅读被认可的文学作品时：轻易就能找到的词。没有人会叫你解释 “二垒打”（two-bagger）、“殷子掷出的两点”（snake eyes）、“爵士乐的即兴重复”（tiff），原因很简单，那些测验设计者们根本就不懂这些术语。假如他们懂得这些，他们反而会为自己感到害臊。
数学知识、逻辑推理、目测形状以及所有其他方面的测喻，情况也都类似。它考的是文化时尚，是有文化的人所认可的智力的评判标准，亦即是否与他们自己的思想相一致的评判标准。
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永无休止、自我推进的装置。控制主流社会思想的人们首先把自己定义为聪明人，然后设计了这些测验。测验是一系列巧妙的小门，它只允许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思想保持一致的思想通过。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聪明”的证据以及更多“聪明人”的实例，所以，他们就更有理由去设计更多的同类测验。多么高级的循环推理！
一旦某人根据此类测验和判据被冠以“聪明”的称号，他的任何愚蠢行为就再也没有重要意义了。要紧的是称号，而不是事实。我不愿意诽谤别人，所以我只给你举两个有关我自己的例子，它们都是我做出来的十足蠢事（假如你愿意，我可以给你提供200个这样的例子）。
例一：某个星期天，我的车出了点儿毛病，搞得我不知所措。幸好我弟弟斯坦（Stan）就住在附近。他是个众所周知的热心人，所以我给他打了电话。他马上就来了，了解情况后，他就开始使用电话和黄页号码簿试图与服务站取得联系，而我却站在一旁无所事事。斯坦费尽力气白白折腾了一番，最后，他带着一丝懊恼对我说：“艾萨克，以你的聪明，怎么会这样缺心眼，不加人美国汽车协会呢？”听了他的话，我说道：“噢，我是汽车协会会员。”并给他出示了会员卡。他以奇怪的眼光盯了我好半天，然后给汽车协会打了电话。半小时以后，我又重新坐到车子上了。
例二：最近一次科幻大会期间，我坐在本•博瓦（Ben Bova）的屋里，非常焦急地等我妻子回来。门铃终于响了，我双脚跳起，兴奋地喊道：“珍妮特来了！”猛地推开一扇门，一头闯进了壁橱。正在此时，本打开房门，珍妮特走了进来。
斯坦和本很喜欢讲这些关于我的故事，这对我倒没有什么不利影响。由于我有“聪明”的称号，本来这些不折不扣的愚蠢，到我身上却成了一种可爱的古怪。
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最近几年里有种论调，说智商有种族的差别。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肖克利（William B. Shockley）在内的一帮人说，测试结果显示黑人的平均智商远远低于白人，这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很多根据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早就断定黑人是“劣种”的人，现在高兴地找到了“科学的”根据来认定，黑人所处的不利地位，归根结底是他们自身的缺点造成的。
当然，肖克利否认他有种族歧视（坦白地说，我确信他有）。他说，假如我们出于政治动机而忽视确定不疑的科学发现，那么，我们就不能明智地处理种族问题。我们应该深入细致地探讨这个问题，并研究人类智力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情况不只存在于白人和黑人之间，某些白人群体的智商与其他白人群体相比，也显然低得多，等等。
但我认为整个鼓噪是个大骗局。因为智力是主观定义的东西（如我所信奉的），主流社会里最有势力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以一种为自我服务的方式给它下了定义。所以，当我们说黑人的平均智商较白人低时，我们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的是，黑人的亚文化与白人的主流亚文化有巨大的差别，而且黑人价值观与白人主流价值观的差别，大到足以使黑人在应付由白人精心设计制作的智力测验时，表现得不如白人好。
黑人为了做得大体上和白人同样好，他们必须为了白人而放弃自己的亚文化，从而对智商测验形成比较好的适应性。他们可能不愿意这样，但即使愿意，环境也不容许他们轻易地实现这个愿望。
我们尽量把事情简化吧：美国黑人已经有了一个主要由白人的行为给他们创造的亚文化，而且也主要由白人的行为将他们约束其中。那种亚文化的价值观被定性为劣于主流文化的价值观。这样，黑人的智商就被设定在较低的水平，而较低的智商反过来又被当作借口，使低智商赖以产生的那种环境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循环推理？当然是。
但我不想当一个理性暴君，也不想顽固地认为我的话一定是真理。
让我们说我错了，让我们说智力的客观定义的确存在，说智力可以准确测量，说黑人的智商水平总体上的确比白人低。这不是由任何文化差异所致，而是由某些内在的、基于生物学的低下智力所致。现在怎么样？白人应该怎样对待黑人？
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也许我们可以从相反的假设中找到答案。假如我们对黑人进行测试，多少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发现他们表现出来的智商总体上比白人高，那情况又会怎样呢？
那时，我们该如何对待他们呢？在选举中给他们算两票？在工作机会上（尤其是政府部门的）给他们优先权？在公共汽车上、剧院里让他们占最好的座位？给他们用的厕所比白人用的干净？给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比白人的高？
我相当有把握地说，对于上述每条建议以及任何类似的建议，我的回答都将是果断、强烈、亵渎神明的否定。我料想，一旦有报道说黑人的智商水平比白人高，大多数白人马上就会情绪激昂地宣称，智商是不能准确测量的，就算能，它也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与读书、花哨的教育、长单词，以及其他胡说八道都无关；简明朴素的常识就是我们所需的一切；在美好的昔日美国，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些该死的左派教授及其智商测验只会将它动摇——
当我们自己处于社会等级的低端时，我们就忽视智商，那为什么当他们处于低端时，我们却如此虔诚地重视呢？
但先别急，可能我又错了。对于主流社会如何对待高智商少数人群，我又知道多少？毕竟，我们对知识分子和教授的尊敬到了很可观的程度，不是吗？我们现在正在谈论被压迫的少数人群，一个高智商的少数人群首先是不会被压迫的，所以，我虚构出来的伪称黑人得高分的情形，只不过是个稻草人，推翻它也没有什么意义。
真的吗？让我们想一想犹太人。大约两千年来，只要其他民族觉得生活枯燥乏味，就会对犹太人横加虐待。这是因为犹太人是个智商低下的群体吗？——你知道，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那样认为，不管他是多么激进的反犹主义者。
我认为，犹太人也不是个智商显著偏高的群体。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愚笨犹太人数不胜数，但这并不是反犹主义的观点，因为按照反犹主义者的老观念，犹太人具备极高的、危险的智力。虽然犹太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可能还不到0.5%，但他们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既然他们智商高，难道这不应该吗？噢，不应该。因为那种聪明只不过是“精明”、“低级的狡猾”或“不正当的诡诈”。真正重要的是，他们缺少基督徒、斯堪的那维亚人、日尔曼人或者你所具有的其他方面的优点。
总之，在权力的游戏里，如果你是接受方，那么，为了把你固定在那里，任何借口都成立。如果发现你智商低，那你就会让人轻视，并因此而被固定在那里；如果发现你智商高，那你就会让人害怕，也因此而被固定在那里。
现在，让我向你表白我自己的观点以结束此文。我们每个人都是数目众多的群体的一部分，与众多群体相应的是众多细分的人类传统。在每个传统中，某一特定的个体可能会比群体里的其他成员优秀，也可能低劣，或其中之一，或两者兼有，这取决于定义方法和环境因素。
正因为如此，“优秀”和“低劣”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客观地讲，真正存在的是“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不同，你不同，还有他、她、他们……
正是这种不同，才是人类的光荣，也才最有可能拯救人类，因为某人不能做的事，别人能做；在某人不能兴旺发达的地方，别人利用广泛的条件却能够兴旺发达。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整个人类物种的角度出发，把这些“不同”视为人类的主要财富。千万不要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试图用它们把我们的生活搞糟。
后记
我在《古老与终极》一文的后记里曾指出，我对读书识字的捍卫可能让人怀疑我在为自我服务。
现在，我高兴地指出，在这篇文章里，我显然丝毫没有为自我服务。我是智商系统的终身受益者，在我做过的测验中，每次都得到高分，我的脑力让人以各种各样奉承的方式加以描述，即使描述者不是我本人。
然而，我一直在嘲笑智商系统。对于抽象智力测试的重要意义，我也一贯地予以否定。我真的遇到过太多高智商的人，可我却认为他们是白痴；我也遇到过太多明显低智商的人，但他们却以极高的聪明才智打动了我。我宁可与后者来往，而不是前者。
实际上，尽管我还担任着门撒国际的副主席，但13年来，我却很少出席门撒国际的会议。虽然有些门撒国际成员是我深深爱戴的好人，但其余的人嘛，没有他们也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