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Thomas Friedman在威廉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很精彩。 他是三次得过“普利策奖”的著名《纽约时报》记者。他最近的畅销书是《The World is Flat》，建议美国人如何在一个无国界竞争的环境下得到最好的成功。
威廉姆学院毕业典礼，2005年6月5号
今天早上很荣幸能站在你们面前——你们2005届毕业生。我一生一直是一名记者。那是一次伟大的旅程。我想我今天将要和你们谈的不是我采访过的故事，而是我在生命旅途中偶然学到的经验。就像Yogi Berra曾经说过，“只通过听你也能看到很多。”或者是“只通过观察你也能听说很多。”记者的生涯让我在这两点上做出了很多，而且在过去几个月中我记下了几件事情，它们可能正是在毕业这一天给你们的中肯的忠告。
经验一是一条非常简单的忠告。就像作家Dan Pink在昨天的《纽约时报》上写的那样，它是全国的毕业典礼演讲者在今天都将给毕业生的一条忠告。它是这样的：做你们喜欢做的。但是，那条忠告不再是Pink所说的“热情而自作多情的职业忠告”，而实际上成为一条非常“讲求实际”的生存策略，因为，就像我爱说的那样，世界正在变得无国界。是的，妈妈和爸爸们，你们已经付出数万美元来让你的孩子接受威廉姆学院的教育，只是让他们的毕业典礼演说者在他们留在校园的最后一天宣布世界是无国界的。让世界变得无国界的是，我们使用电脑和软件让更多的工作自动化的能力，和由于新的全球光纤网络，我们把工作外包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能够更有效更便宜地完成它的地方的能力。世界越是无国界，做你喜欢做的就越必要，因为，就像Pink所写的，所有无趣的，重复性的工作将会被自动化或者外包，在一个无国界的世界里。那些将被留下的好工作将会是那些不能被自动化或者外包的，它们会是一些要求或鼓励人类独特的创造性才能，激情和想像力的工作。换句话说，是那些只能被喜欢它的人完成的工作。
你看，当世界变得无国界时，每个人都应该想成为一个“碰不得的人”。在我的词汇中，“碰不得的人”就是那些工作不能被自动化或外包的人。它们不能被运到印度或者由机器来完成。那么，谁是那些“碰不得的人”呢？好的，首先他们是确实特殊的人——迈克尔・乔丹或Barbra Streisand。他们的才能永远不会被自动化或者外包。其次是那些确实专业的人——脑外科医生，设计师，顾问或艺术家。再次是那些固定的，工作需要在特殊地方完成的人——从护士到理发师再到厨师。最后，这将适合我们中很多人，是那些确实能适应的人——能够随着变化的时间和变化的产业而改变的人。
如果做你喜欢做的而且喜欢你所做的，将会有一个让你自己变得特殊，专业或能适应的更好的机会，一个把一些额外的东西——Dan Pink称为“一种好奇的，美的，愉悦的感觉”——带进你工作的更好的机会。
通过当一名记者，我非常偶然地学到了那些。一开始是从我上10年级时。最初，我选了一门新闻学，我们高中一个传奇似的老师教的，她名叫Hattie Steinberg，她对我的影响力比其他任何除我父母之外的成人都要大。在Hattie的鼓舞下，新闻学抓住了我的想象力。当还是我的老师时，Hattie是一个接近60岁的单身女人。她是酷的另一个极端。但是，她确实能让我们对写作感到兴奋，而且我们在她教室里闲逛就像在啤酒屋而她就是DJ师“狼人Jack”。直到今天，她在313教室教10年级的新闻课仍是我参加的唯一的新闻课。上10年级时，在我身上发生的另一件事是，在圣诞节期间我的父母带我去了以色列。而且从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了中东。我在我的明尼苏达州高中校报上发表的最初一些文章之一，就是在上10年级时，于1969年。它是对一位以色列将军的采访，他是67年战争中的主角。他来给明尼苏达州大学做过一个演讲，他的名字是阿里埃勒・沙龙。我几乎不知道在未来几年中我们的路会有多少次交叉。
不论如何，当10年级结束时，我仍然对想要什么职业不确定，但是我确实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新闻采访而且我喜欢中东。那时候在明尼苏达州长大，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我从来没想过出去读大学。像我所有的朋友那样，我注册了明尼苏达州大学。但不像我的朋友，我决定主修阿拉伯语和中东。那时候，在明尼苏达州大学没有多少孩子学习阿拉伯语。挪威语有很多人学；瑞典语也是；而阿拉伯语没有。但是我喜欢它；我的父母也不介意，他们能看出来我喜欢它。但是每当我父母的朋友对我说：“汤姆，告诉我。你爸爸说你在学阿拉伯语，你打算用那来做什么？”，那么，坦白地说，这严重伤害了我。但是，这是我所喜欢的并且那似乎正是为什么上大学。
我最终带着对地中海民族的研究而取得的学位从Brandeis毕业，然后去了牛津大学的研究生院。我在英格兰的第一年中——那是1975年——我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Ann在街上漫步，我注意到《Evening Standard》小报的头版头条，写着：“卡特总统致犹太人：如果当选，我保证解雇金博士”。我想，“那不是很有趣吗？”吉米・卡特正在和Gerald Ford竞争总统，为了当选，他正试图通过许诺解雇犹太人国务卿来获得犹太人的选票。我想那是多么古怪，背后可能是什么。由于一些原因，我回到我的宿舍，对这写了一篇简短的评论。没有人要求我那么做，我只是做了。正好，我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的家人认识《Des Moines Register》的社论编辑，并且她在回家休春假时把这篇文章带给了他。他喜欢这篇文章，把它印刷了，并付给我50美元。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酷的事情。我在大街上走着，有了一个主意，就把它写下来了，有人就给了我50美元。从那开始我就沉迷于此。一名记者诞生了，我从未回头过。
所以，不管你计划去做什么，明年周游世界也好，读研究生也好，加入劳动力或者花一些时间去思考也好，不要只听从你的头脑。听听你的心声吧，那里有最好的职业顾问。做你真正喜欢做的，如果你还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么，就不断去寻找吧，因为一旦你发现了它，你就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一些额外的东西，那会确保你不会被自动化或者外包。它会助你成为一名“碰不得的”放射线学家、“碰不得的”工程师，或者“碰不得的”教师。
的确，让我用Taylor Mali写的一首低调的诗来总结一下这一点。一位做教师的朋友送给我妻子的。它被称为：“教师所创造的”。它包含一些智慧，我认为这些智慧是每一个毕业演讲都应讲到的。它是这样说的：宴会的客人正围坐在餐桌旁谈论生活。有个人，一个CEO，决定解释教育的问题。他这样说：“某人认为自己一生中最好的选择是做一名教师，那么，一个孩子将会在这个人身上学到什么呢？你们也知道，他们确实这么评价老师：有能耐的，做别的；没能耐的，教书。”为了确证他的陈述，他对另外一个客人说，“嗨，苏珊，你是一名教师。说实话，你做了些什么？”
有着诚实坦白名声的苏珊回答：“你想知道我做了些什么？我让孩子们学习得比他们想象的刻苦得多，我能让孩子们坐在礼堂里40分钟而绝对安静，我能使一个成绩得了C＋的学生感觉好像得了国会的荣誉奖章，而让得了A的学生感觉好像在脸上抽了一耳光，如果他/她没做到最好。”苏珊接着说，“我给家长打个电话，就能让他们颤抖；或者告诉他们他们的孩子正进步得很好，就让他们感觉跟中奖了差不多。”加快了速度，她继续说：“你想知道我做了什么？我让孩子们好奇，让他们怀疑，让他们批驳，让他们道歉并计划，让他们书写，让他们阅读、阅读、再阅读，让他们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数学上，而在期末英语考卷上却表现不出来。”这时苏珊停下来，清了清喉咙，“我让他们明白：如果你有头脑，那么追随你的心吧；如果有人试图根据你赚的钱来评价你的话，那么不要理会他们。”苏珊停顿了一下，“你想要知道我做了什么？”她说，“我产生了影响。那你呢？”
经验二：我从新闻界学到的第二条经验是，做一名好的听众是生活的关键。我的朋友和同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Bob Schieffer，曾对我说过：“当记者时，我错过的最大的一件事是由于当我应该在听时我却在说。”做一名好听众的能力是一个人或一个国家能拥有的最未受到赏识的才能之一。人们经常问我，一个美国犹太人，是怎么能够在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工作二十年，而我给他们的答案总是一样的。秘密就是做一名好的听众。它从来没让我失败过。只要你真正去倾听他们必需要讲的，并且重视其中有意义的东西，表现出很尊重他们，你完全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事实上，倾听最重要的就是它是尊重的标志，重要的不仅是你在听的过程中听到了什么，还是你在听的过程中说了些什么。令人大为惊奇的是，你怎能只用“你的观点很合理”或“我听到你说什么了”这样的话来开始回答提问，来分散满屋愤怒的人呢？永远不要低估人们想要感到被倾听的程度有多深，而且只要你给了他们那样的机会，他们将会听你讲。
在9.11事件后，我去了沙特阿拉伯，而在此之前，我写完了一系列的十分关键的有关沙特阿拉伯政权的专栏。我一直被沙特阿拉伯人如何对待我所影响，我又不能预习他们接待我的情形。相遇经常是这样发生的：
“你好，我是Tom Friedman。”
“就那个为《纽约时报》撰稿的Tom Friedman吗？”
“是的，就是那个。”
“你来了这里？”
“是的，我来这里了。”
“他们给你签证了吗？”
“是的，我不是非法过来的。”
“你知道，我讨厌你写的一切。你愿意到我家吃顿饭吗？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叫上一些朋友跟你一起聊天。”
如果你真地想要与别人交往的话，你首先必须让他们洗耳恭听，而让他们敞开耳朵的最好方法就是敞开你自己的耳朵——通过倾听显示对他们的尊重，惊人的是他们会让你说，惊人的是你学到的东西。
经验三是，你能带到工作场所的最持久的技能，也是你在报告中一直不得不写进去的最重要的技能之一，那就是学会怎样学习的能力。我一直认为，作为一名记者，最大的事情是你只能不断去取得硕士学位。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到外交到白宫到财政部，每当我受到挫折，我就开始在那些领域获取相应的硕士学位，而仅仅是靠长期报道它们。
所以，虽然我希望你们都带着专长从这里出来，我更希望你们能在学会如何去学之后走出来。那也将会是真正重要的，如果你想成为“碰不得的人”，因为在一个无国界的世界中工作将会改变得越来越快。相信我，我了解。你们看，大约18个月以前，我去了班格洛尔、印度，去制作一部关于外部采办的纪录影片。我们在十天内拍摄了大约60个小时的电影，而在那十天里，我一天比一天疲倦。因为在两个印度企业家之间，我意识到人们在做一些我无法解释和理解的事情，其中一个想在班格洛尔收我的税，又想编写我的班格洛尔的软件，而另一个想看我在班格洛尔的X光照片，又想在班格洛尔追查我在德尔塔航班上遗失的行李。我意识到，我自己的智慧“软件”需要更新了。我回到家告诉我的编辑们说我需要马上休假，这也是我为什么写《The World is Flat》这本书的原因了。我在重新审视自己，没有人可以免予这样做。
现在，当我在书中谈论无国界的世界时，几个家长就来找我说：“Friedman先生，我的女儿正在学习中文，她以后会很好，对吧？”仿佛这将是对终生职业有用的那把新钥匙一样。
好了，不准确地说，我认为学习中文非常好，但是我告诉他们，在无国界的世界里你真正需要的持久的技能是学会怎样学习的能力。学会怎样学习的能力会让你适应并保持特殊或专业。那么，曾经在圣保罗有个九年级的学生问我，你是怎样学会学习的技能的？
“噢，”我对他讲，“这真是个好问题！”我告诉他，我认为学会如何学习的最好途径就是，四处走走，问问你所有的朋友，谁是你们学校最好的老师，然后去听他们的课，无论这课是希腊神话还是物理学。因为我觉得学会学习技能的最好的方法也许就是喜欢学习。每当我回想我最喜爱的老师时，我不确定还能记得多少他们教我的东西，但是我肯定记得我喜欢去学。
经验四是：不要因为小玩意而让自己失去自制力。我在贝鲁特是用手工打字机工作开始我的记者生涯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用那台打字机为《纽约时报》写报道的经历仍是我最为得意的一些经历。女士们、先生们，这不是滑雪。在这个笔记本电脑和PDA、互联网和Google、mp3和iPod的时代，请记住一点：所有这些工具都可能会把你变得更时尚，但是它们肯定不会让你更聪明；它们可能会拓展你的眼界，但是它们永远不会告诉你该对篱笆另一边的邻居说些什么，或者怎样安慰危难中的朋友，或者怎样写一份赞美的引言，或者怎样设想在自然科学或文学方面有所突破。你不可能下载热情、想象力、兴趣和创造力，而所有这些东西将会让你变成“碰不得的”。你也必须上传，用最老套的方法，在油橄榄树下，阅读、书写、算术、旅行、研究、沉思、参观博物馆和人们互动。看，没有人比我更对科技感兴趣了，但是，传闻是真的：我是我们家也是我们街区最后一个有手机的人，而且我仍然只是用它来向外打电话。另外，正如我女儿会对你讲的，我从来都不携带它。也不要给我留任何短信，因为我仍然不知道怎样找短信，而且也没有想学的意向。因为如果人们一直不断让我的手机发出声音，我就无法集中精力了。你们可能也已经注意到了，我不把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放在我的专栏里。如果读者想要和我交流，除非他们经过重重困难，打电话到报社要我的网址，否则他们不得不坐下来给我写封信。这种邮件是不带“e”的。说实话，我直到一年前开始写我最新的一本书时才换用微软的Word，那是因为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使用的Xywrite，这个石器时代的写作程序，不能与我的新笔记本电脑兼容了。我本身不是一个反对改进的人，但是我是一个故意的晚适应者。我更喜欢让我的工具简单化，所以我才能集中尽可能多的精力在听力、写作和解决问题上，而不是在小玩意上。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我有一个强烈的心愿，它就是每一个在美国卖出的调制解调器要伴随着一张军医处长写的警告标签，上面简单地写着：“判断不包括在内。”
经验五是：牢记，怀疑论和犬儒主义是有区别的。太多的新闻记者，太多的政治家，已经忽略了它们的界线。我学到这条经验是在我职业生涯中很早的阶段。1982年，我在《纽约时报》商业版工作，有个叫Nathaniel Nash的年轻编辑待我如友。Nathaniel是善良的化身，基督再世。他喜欢从我旁边走过，跟我谈论以色列和荷兰。在1982年4月，《纽约时报》派我去报道黎巴嫩内战。在我的告别会上，Nathaniel对我悄悄说：“我会祈祷你平安。”我永远也忘不了，始终把他的祈祷当成是带给我好运的魔力，当我在三年后离开贝鲁特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感谢Nathaniel一直以来对我的保护。他很喜欢那样。
我只希望我回报了他的人情。你们看，几年后Nathaniel放弃了编辑的工作，改行做一名记者，起初在阿根廷，然后在欧洲做《时代周刊》商业版的记者，驻扎德国。Nathaniel是一位极棒的记者，是我所知道的最不愤世嫉俗的人之一。实际上，关于Nathaniel做记者的书说他太出色了。他的同事一直怀疑那么棒的一个人不可能在新闻业成功，但不知何故，他突破了这个障碍，并且从一个成功的任务迈向另一个。那是因为Nathaniel直觉地了解到怀疑论和犬儒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怀疑论是关于置疑、不确定、谨慎，而不是轻信，但一直敞开心扉去被新的事实或角度说服。犬儒主义是指已经知道关于一个人或一件事的答案，或者自以为知道。怀疑论者说：“我认为那不真实，我要验证一下。”而犬儒主义者说：“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也不可能是真的，我要去抨击他。”Nathaniel一直都清楚那条界线。
不幸的是，在1996年，美国商务部长Ron Brown 的飞机撞上克罗地亚的山坡时，Nathaniel Nash是飞机上唯一的美国记者，当时他44岁。永远记住，真正的新闻记者不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张着大嘴一直说的人；真正的新闻记者是像Nathaniel那样，去克罗地亚这样不舒适又经常有危险的地方，追随来访的高官上了军用飞机，毫不犹豫，花所有心思都用来得到别人没有的最新的引述，可能是个重要新闻，甚至仅仅是一个多彩的段落。我给Nathaniel的祈祷做得太晚了，但他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确信此刻他正靠这上帝的手肘坐着，用怀疑论而非犬儒主义作记录。所以，做一个怀疑论者，而不是犬儒主义者。我们国家已经有太多的这样的人了，而且更多的创造源泉来自怀疑论，而非犬儒主义。
经验六：Nathaniel过早的去世只增强了我今天下午要告诉你们最后一条经验的决心。其实很简单，就是“给你的妈妈打电话。”对我来说，对于9.11事件印象最深的情景和事情是，关于所有那些在被劫持的飞机上或燃烧的大楼里用手机对他们最爱的人说了最后一次“再见”的人的故事。但是，想想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吧，他们没有任何机会说“再见”和最后一次“我爱你”！
在你们还上小学的时候，阿拉巴马州大学有一个传说中的足球教练叫Bear Bryant。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他的母亲去世后，南方贝尔电话公司邀请Bear Bryant做一期电视商业广告节目。我尽量从新闻报道中拼凑起来，这个广告片应该是很简单的——只有一点音乐和Bryant教练用他粗糙的嗓音说的一句“你今天给妈妈打电话了吗？”然而，在录影那天，当轮到Bryant教练朗诵他那句简单的台词时，他决定加点儿东西。他看着镜头，说：“你今天给妈妈打电话了吗？但愿我也可以给我的妈妈打个电话。”这就是这个广告片怎样完成的，但在观众中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的父亲在我19岁的时候去世了，他从来没见过我做我喜欢的事情，我当然希望我能给他打电话。我妈妈今年86岁了，住在一个为痴呆病人开设的疗养院。她再也不会有那么清晰的记忆了，但是她仍然记得我的专栏一周出两次。她不是很记得日期，所以她每天都仔细阅读纽约时报，如果发现了我的专栏，她常常将它影印出来，然后传给她疗养院里其他的痴呆症患者。如果你认为这对我来说不重要，那么你就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
你的父母爱你，远比你会知道的多，所以如果你从这次演讲中只带走一条忠告的话，就拿这条吧：给你的妈妈打电话，定期地，还有你的爸爸。你将永远为你曾经所做的这些而欣慰。
那么，2005届的毕业生们，那就是和我有关的。我刚用完我的材料，我认为我今天下午在这里一直想要说的话可以用一句古老的格言来概括：“愉快是旅程，而不是终点”。把乐趣、热情和乐观带入你的工作中去，不是你在到达顶峰时开始做的事，重要的是你怎样达到顶峰。设想三十年前我坐在你们现在的环境中，如果此后我获得任何成功，那就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同样去享受过程和目的的方法。从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在合众国际社值通宵夜班，和从我同Baker国务卿一起旅行，和从我现在是个专栏作家，我得到了同样多的乐趣。哦，是的，我也有无趣的时候和不舒服的季节——相信我，我真的有。但是，更多时候我会找到办法，从每件事情的某些部分中学到东西，并享受其中的乐趣。你不能把你全部的生活都赌在某个目标上，你要让旅途也起作用，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马克・吐温的至理名言留给你们，它是这么说的：始终像你并不需要钱一样工作；始终像你从未受到过伤害一样恋爱；始终像没有人在注视你一样跳舞；始终，始终像你住在人间天堂一样生活。
谢谢!